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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坛“劳模”董大中:一个人就是一个研究所

时间:2017-09-27 17:57来源:黄河新闻网 编辑:胡晔 浏览:
  

每日清晨,在太原市南华门东四条的巷子里,总能看到一个干瘦的老人匆匆走过,他50年如一日在杏花岭体育场晨练。因为耳音不太好,少与人交谈,但看到熟悉的人,总会露出纯真的笑容。从1979年调入《汾水》编辑部,老人在省作协这条巷子里生活了近40年。这个寻常的、质朴简单的老人,就是董大中,1935年3月生人,时年八十有二。

时至今日,他仍精神矍铄,笔耕不辍,自言“一天不写就难受”。以1300万字的学术研究,赢得了文坛“劳模”的赞誉;祖籍万荣的他,自称是董永同乡,董仲舒的后人;作为评论家,他的研究范围之广之深,被业界称为“一个人就是一个研究所”;他被作家赵瑜赞叹:板凳敢坐三十年冷,文字不落一字空;被作家鲁顺民称赞:勤于思考,善于思考,同时也享受思考……

赵树理研究方面他最权威

董大中生于万荣县前小淮村一户耕读人家,祖父是前清秀才,办过私学,父亲曾做过教师。河东深厚的文化积淀,书香门第的潜移默化,陶冶了他的文学爱好,为其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。

1954年秋,他考入山西省教育干部训练班,因成绩优秀被留在太原市教师进修学校任教。工作之余,他迷上了文学,尤其喜欢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作品,这些积累为他散文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。

他坚持不懈,撰写的文艺评论频频发表,引起了老作家马烽、西戎等人的注意。1979年初,被调进《汾水》编辑部,后改名为《山西文学》,董大中被任命为评论组组长,后升任副主编。

这个阶段,他把山西作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,重点研究赵树理及其“山药蛋派”。在赵树理研究方面,他沿着赵树理人生和写作道路,一点一滴搜集原始材料,跑遍了所有可能存有赵树理材料的图书馆、资料室、档案室,经常是几个面包一壶水,在图书馆一坐一整天。那年头没有复印机,只能靠手抄写,有时要整本书去抄。从封面到扉页,再到目录、正文、序跋等,他都工整誊抄。仅赵树理的资料就存了54本之多,满满两大箱子。

他对研究课题非常专注,从搜集资料入手,拿到第一手资料,方法传统但十分有效。后来有了照相机,就拍下来冲洗出来,作为资料留存。虽然少了抄录的气力,但要整理这些细碎的照片,标注分类,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既需要认真耐心的态度,更需要严谨专注的治学精神。

1992年,董大中发起并成立中国赵树理研究会,组织了多次全国或山西的赵树理研究会议,编辑会刊《赵树理研究通讯》,并集合了一大批国内外赵树理研究者。评论家杨占平如此说,“在赵树理研究方面,董大中是国内成果最大、最权威的专家。”

重新评价高长虹的文学成就

上世纪80年代,正是“晋军崛起”之际,山西文坛在全国备受瞩目。但作为与创作同为两翼的文艺评论,山西却相对滞后,成为制约山西文学发展的瓶颈。董大中多次建言创办一本评论刊物,1985年4月,《批评家》创刊号出炉,现在人们说“批评”已经习以为常,而当初刊名却是他坚持的结果。从找办公场地,落实经费,跑印刷,选调编辑,到外出约稿,无不费心劳力。

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书记处书记、副主席阎晶明,曾经担任《批评家》杂志编辑,在董大中作品研讨会上,深情追忆那段往事,感佩董大中学术视野之宽广,成就之丰硕,无愧于“一个人就是一个研究所”的赞誉,“我认为这句话一点儿都不过分,而且有点儿不够,他是一个专题所。”

从1990年起,董大中把研究方向转到大文化上,写出《如何看待“五四”的反传统》等文章。后研究台湾文化名人李敖,先后写《李敖评传》《台湾狂人李敖》,成为大陆研究李敖的重要成果。

同一时期,他将目光转向对高长虹的研究。如果说,董大中研究鲁迅、赵树理都是找到一个捷径,研究对象都是声名显赫的人,而高长虹恰恰是个冷门,为其翻案何其难。有的当事人避而不见,讳莫如深,但他认准了就不放松。先后撰写了《孤云野鹤之恋》《鲁迅与高长虹》《高鲁冲突》等专著,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狂飙社,重新评价了高长虹。山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张锐锋如是评价:独立精神是文学评论和学术研究的前提,在研究中他有自己的观点,绝不重复别人,这一点在《狂飙社纪事》与高长虹研究中最为明显。

1995年,退休后的董大中创作热情高涨,先后编辑完成《高长虹文集》《高沐鸿诗文集》等。“赵树理研究我不做还有其他人去做,而高长虹研究我不去做,恐怕会就此埋没。”董大中说,高长虹是个有才华的人,就因为骄傲,很多成就被埋没,他希望为高长虹讲句公道话,重新评价他的文学成就。

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生命指标——“超巴赶美”

因长期写作和身体状况,老人常常失眠,“晨两点醒来,再也不能入睡,就到楼下看电视。忽然吟出一首诗,是咏月的。想,何不就这个题目一直写下去,写他三十首,五十首,一百首,组成一本小书,给自己玩,也算一种休息。”如今,他已写就了近50首《咏月》诗。

在8月11日举办的《董大中文集》首发会上,由三晋出版社新鲜出炉的《卫聚贤》一书同期出版。他在自序中写道:多年来,我想着为故乡做三件事,第一件是论述董永确为我地人,已经完成,我故乡并且成了第一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的保护单位,原来还想做的建立一座博物馆,保存所有有关的资料,只能留给年轻人。第二件便是为卫先生编一部文集,写一本传记。第三件是论证介子推的隐地不在某地,而是就在我故乡附近的介山……

这些心愿已一一达成,但董大中还有一个心愿,就是留下一些实物——董永口传文学博物馆、介子推纪念馆。为此,他先后写了两封公开信。8月25日,他为在迎泽宾馆举行的万荣县领导跟万荣企业家座谈会撰写了《致万荣企业家》,再次表达了两个心愿——建董永博物馆和介子推纪念馆。

董大中的儿子董原,是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经济分析师。他觉得自己性格温和,很少发脾气与幼时选择以沉默对抗父亲有关;而父亲却因“争”气十足,执著坚韧,方才在学术研究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全家人也跟着沾了光,走到哪里,也受到尊重。他说,父亲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学术研究上,家庭琐事就落在母亲和几个孩子身上,就连他的工资大半都用于购书和考证研究。他没有给儿女留下多少物质财产,但他留下的精神财产还是比较丰富的。

过了八旬,董大中给自己定了一个生命指标“超巴赶美”——超过巴金,赶上宋美龄的岁数。“我希望再过十年、二十年,还可以再搞一次学术座谈会。”这样一个老人,怎能不令人心生敬佩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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